海上飞行（美宣 复生AU）
海上飞行
美宣
复生AU
“我们在海上飞行了很久，只想要寻找一座最漂亮的岛。在找到以前都不会停下。”
一
我过去曾在大陆最南部、靠近海边的一座研究所工作。
研究所从某年夏天开始接收一些复生之后的人员，准确来说是“部分死亡综合症（PDS）”患者。这些人原本已经死去了，却又成了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行尸，制造出了那场大动乱，人人谈之色变。直到相关药物被研发出来之后，风向才发生了转变。医学界提出“部分死亡综合症”这个名称，并开始将他们当做病患对待。人道主义组织和中小型研究机构也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
我参加的不是最主干的研究——跟他们的脑部恢复无关，只是一些边角的、锦上添花的工作，用来提升他们今后的生活质量。
因为这“病症”的缘故，他们通常都白得吓人，皮肤单薄，浑身都或多或少裸露着毛细血管，面庞像水泥一样灰白僵硬，眼眶里只有眼白和瞳孔，没有虹膜。如果戴上隐形眼镜，并在脸上用遮瑕摩丝大块大块地涂抹出正常肌肤的颜色，就能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普通人一些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丧失了触觉、味觉、嗅觉种种，当时都还没能找到恢复的办法。
总之，如何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，就是我们这座小研究所的研究方向。
吴宣仪是我们这儿接收的第一位患者。
在观察了一周以后，教授决定在合法的范围内允许她自由活动。
那时候我对工作还不太热心，整天都盘算着要攒钱买一架自己的飞机。我从小就梦想在各个大陆之间飞行，阴差阳错才到了这里，因此怀着一点儿苦闷，对身边的事也有些麻木。而她一开始也不太离开自己的房间，这里的阳光比内陆丰沛许多，刺目的光线常常会使新来的人感到不适。
因此直到第三周，我才第一次瞧见她的正脸。她好像刚从实验室里出来，站在二楼走廊的栏杆前，一个人，消瘦得随时要被风刮倒。我通过她身上那件被风鼓动的黑袍子认出了她的身份。我正从回旋式的楼梯往上走，抬起头就能看到她，但却不会被她发现。因此我的视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
她神情专注地盯着远方的天空。那是个阴郁的早晨，天上只有凋敝的灰蓝色。
我早就想象过半死症患者的形象：他们像是仍然活在这个世界，又像是已经死去了，一种介于魂魄和生灵之间的存在。然而是她第一次将这种形象如此生动地展示在我的眼前。
我被那突如其来的悲伤所感染了，忽然记起一次遥远的事。
好几年前，在返校的火车上，我遇见了一位在深夜上车的陌生姑娘，从她刚上火车时我就留意到了她。车厢里只有稀稀落落的人，但她的座位似乎恰好被一帮簇在一起玩扑克的人占了。她皱了皱眉头，环顾四周，可能由于那节车厢只有我们两个同龄的姑娘，她朝我这边走过来，坐在了我的旁边。我们就这么攀谈起来。临近破晓的时候，她向我道别，谢谢我陪她度过这一程。她用最后一句话告诉我她是要去自杀，语气十分平静。还没等我回过神，她已经下了车，甚至从站台也消失了。
我以为我把那件事忘了，没想到在这种时刻突然浮现上来，加剧了伤感的情绪。我后来的确又在吴宣仪身上找到了些那位姑娘的影子：她们都长得很漂亮，有种娇嫩的矜贵，像还没展开的花骨朵，让人忍不住想象假如她们没被寒霜打过、而是灿然展开时的样子。但我知道，那更多的可能只是我的联想和幻觉。
“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？”我在经过她的身边时，试探着搭话，“可能是在一班夜间火车上。”出于礼貌，我没有加上“在你生前”这句状语。
“没有，我从来没坐过晚上的火车，医生。”她很客气地回答我。像外面的人一样，拘谨地将穿着白大褂的人统称为“医生”。我没挪动脚步，思考着还想要再说些什么。她似乎以为我受到了冒犯，于是仔细又看了一眼我的名牌，重新叫道：“孟医生。”
我意识到自己给她带来了不安，于是点了点头，加快脚步离开了。
因为那天早晨的事情，我对她多了些格外的在意。仿佛只因为目睹了她的哀愁，我就有了责任。如今虽然政府已经立法保护半死症患者的权益，但排挤和歧视到处都还存在。她穿着那件标明病患身份的黑色长袍，像幽灵一样被裹着，就是一种带有歧视意义的、耻辱的象征。
研究所里没有人的亲属曾被半死症患者伤害过，因此这儿的情况比外面要好上许多。我打算尽我所能地关照她。
二
初夏时节几乎每个下午，我和几个同事都在研究所新修葺的花园里喝茶小憩，聊些稀奇古怪的话题。在熟悉起来以后，她偶尔也加入我们。
天气总是晴朗的，那个夏天自始至终没下过一场雨，但有一股潮湿的气息在流动，日光则毫不吝啬地倾泻下来，把从海洋而来、源源不断的潮气都蒸发掉。
在这样的循环里，整座花园的植被就像是被浸泡过一样，从早到晚都水灵灵的。
她每次都静悄悄地走过来，暂时脱下那件沉重的黑袍子，提起衣领的中缝，一丝不苟地抹平褶皱，搭在藤椅背上。然后挺直地坐下来，只把半边身子贴在椅子上，以免碰到了身后的衣服。起初她总是安静地听我们谈话，一语不发。
我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这样的印象：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薄衬衫，戴了一副银色的细框眼镜，镜框在太阳下闪光，使得她在平日里那种略显苍白的斯文以外，多了一点儿明亮又捉摸不定的色调——她坐在一派花团锦簇里，好像一抹水痕悄无声息地溶于画纸之上，缓缓地晕染开，每种颜色都沾上了一点儿。那是她最明朗的时刻。
我不敢肆无忌惮地看她。我猜到她对别人不加收敛的注视有极强烈的抵触情绪——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用注视怪物的眼神，在她的身上粗鲁地打量。戴隐形眼镜，在脸上涂摩丝，穿厚重的袍子把身体遮蔽起来，就是为了隔绝这样的目光。
所以我总装作是在仔细观察她身后廊檐下的花卉，用余光偷偷地瞧她。在那小心翼翼的窥视当中，她的影子总是混进摇晃的光线里，变成一种集合了暑热、喧嚣、草木和泥土气味的朦胧回忆，就像梦境一样。
大概就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已对她产生了一缕莫名的情愫。只要她坐在身边，周遭的一切都会显得不同。
我猜测她以前是很爱笑的。我在档案里见过她往日的照片——她笑得那么开心，五官舒展出最漂亮的弧度，和当下的模样大相径庭。
她的嘴角通常都是抿起来的，微笑时也很局促，保持过长时间以后还会有些僵硬的颤动。我只见过一回，她跟着我们一起大笑。
我的北方口音常常被同事们当作笑料。有一次她在场，我又说瓢了嘴，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奇异的方言。这好像戳中了她的某个穴道，她竟笑得前仰后合，不住地拍手。旁边的人也都在大笑，但那一次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堪，甚至有些欣喜：原来这样就可以使她如此开心。
但当我以为她已和我们这个小型茶话会的成员们足够亲近了，却又生出了枝节。
在花园里曾经有一场谈话持续到黄昏。
那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很久没有进展。整个研究所都开始弥漫起一股衰颓、怠惰的气氛。她忽然说：“对你们而言，不成功也没什么关系。”
那句话有些尖锐，和她平素的样子形成了反差。又像把匕首一样明晃晃地刺出来，刺中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我看见有的人露出不快的神情，也有几个人低下了头。
“是吧？”
她又确认了一遍，只是这次少了凌厉，语调里更多的是平静，一种收敛了所有苦涩的平静。
我在天光底下感到身上发凉。我还记得自己从前的想法——在她到来以前，我的确没太深刻地思考过这些问题，我甚至曾经想过：那些死而复生的东西，“它们”怎么活着，和我们有什么干系呢？在一开始来到这里时，我只希望这个项目早些结束，好让我快些进行别的、更有意义的工作。
我觉得她一定看穿了我的心思。我曾经那么无知，却在她到来之后又改头换面，做出一副开明包容、热心肠的样子。最糟糕的是，若非因为听到她的那句话，我对此几乎还毫无察觉，以为自己是个好人。我觉得她好像在某个瞬间看向了我。等我一眨眼，又像是什么都没发生。
我的心思变得有些敏感。那天傍晚我就染上了风寒。像未经世的小孩一样，试图用一蹶不振的虚弱让自己熬过内心的愧责。
我闭门不出，有好几天都没去参加下午的聚会。
三
独处的时候我喜欢在画册上涂色。什么都不用思考，一笔一笔地平复心绪。但那一次我没能心无旁骛，我无法不想起她。在心头那股朦胧的悸动里，我不断琢磨她该是什么颜色的——不是作为一具实在的身体，而是作为更抽象、更飘忽的事物。
我知道她在取下隐形眼镜以后，眼睛里就只剩下浑浊。面庞和嘴唇其实也是惨白无光的。虽然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做好全副遮掩，从不以那样的面貌示人，我没有亲眼见过，却可以根据教科书上的描述想象出来：
就像是一张没被上色的纸片。
我在心里给她上了颜色，嘴唇一定是白里透粉的，面颊的红晕是从海上升起的朝霞。最生动的应该是她的眼睛，忧郁的时候是有点冷清的藏青色，笑的时候是更晶莹的橙黄，日晖打在潮湿礁石上泛出的光就是这种颜色。
我仔细体味着自己对她的感受，既温情又酸楚的情绪充斥我的内心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没资格喜欢她。因为从前对半死症的冷漠念头，我没资格突然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不顾忌世俗眼光的勇士，喜欢上像她那样不属于这个尘世的人。
但就是在我最惆怅、最自怨自艾的那天，她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伸手夺过了我的笔。
“孟医生，没想到你有这么——”，她停顿了一下，把我的画册拨得更近一点，一边观察一边措辞，“这么文静的爱好。”
在此以前，我和她虽然在花园里说过一些话，却没从她的口中听到过这样带着点儿调侃的词。我本以为她会对我表现出更多的疏离，就像真正的病人和研究员一样，看似互相依赖却又有意对立隔绝。但她实际上比我想象中更温柔、更通人情得多。我想，她大概是看出了我那几日的落寞，才特意来找我。为了让我开心，又故意使自己多几分了烟火气。
我有些羞赧，但心头那股愧悔之情还没有消散。只能默不作声，悄悄摩挲着自己的手心。
“你叫我姐姐，我就还给你。”她忽然这么说道。
我有些惊讶。按照出生年份来说，她的确比我大上一点儿。她说得一本正经，连嘴角都没有牵动一分，好像是在谈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
但这话实在有些暧昧，一说出来，我们都有些僵住了。她似乎也有些后悔，我下意识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缓解这场尴尬。于是竟摸着自己的喉咙，像蚕吐丝一样把那两个字艰难地吐了出来：
“姐姐。”
我说得很慢，仅仅两个字，却仿佛用了一刻钟，又或者是时间本身在此凝固了。甚至在说出来以后，还好像在我的唇齿之间徘徊游动。
我能清楚地感受到，那一刻我和她都陷在同样的悸动之中。
后来她告诉我，要主动接近我也花了她不小的勇气，可她还是那样做了。她说：“我知道你在偷看我，但你看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假如不是她的那番示好，或许我永远都没法打破自己的心结再靠近她。而她捅破了我们之间的那层纱纸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能扮演一个假正经的、仅仅因为热心肠才对她施以善意的角色了。我对她抱有隐晦的心意，而天大的幸运是，她竟然对我也一样。
四
我和她越来越亲近起来。
有人提醒我别和她走得太近：研究者理应和实验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但我找了个借口，央求护理科的同事，揽过了给她注射药物的工作。在经过两周的培训以后我才正式接任。
那是一种叫做神经替林的药，用来刺激神经细胞的形成，维持半死症患者的正常大脑活动。用硕大的针管从颈椎注射进体内，本应是非常痛苦的体验。但她早就习惯了，从来不会吭声。
药物不是没有弊端的。可能在极低极低的概率下，会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而暂时失效。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，更不敢上报：有一次，她就在我的面前发病了。
当时我们正在封闭的房间里，就我和她两个人，准备进行当天的注射。在我低头准备器具时，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含混的野兽般的低吼声。
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她因痛苦而狰狞的面孔。伪装出棕色虹膜的隐形眼镜被她从自己的眼睛里抠了出来，两粒芝麻大小的、黝黑的瞳孔紧紧盯着我。我出于本能而猛然倒退了几步，在反应过来以后又逼迫自己掐断想要逃跑的强烈念头。
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想法：如果她咬了我，就会舒服一点。
我迟疑了片刻，侧过身，在她面前露出整个脖子。
在那个瞬间，我想起她在花园里静静坐着的情景，干净洁白的衬衫、热气腾腾的茶、摇晃的光影、各种各样的色彩，数不清的细节浮动着，就连她衣服上的纹理都纤毫毕现。我甚至开始渴望她咬上来，仿佛只要经她的一咬，就能洗清一个人在尘世所染上的所有罪恶。于是我像是赎罪一样地等待着。
她身上比往常多了一丝破败的气味，但不那么令人厌恶，又好像掺杂了檀香，好像是一株参天大树在漫长岁月里独自腐朽。
锐利的痛楚很快就降临了，而从她嘴里传来的刺骨寒意甚至比疼痛更胜。她的牙齿并不锋利，短时间内没有把我的皮肉咬透，只是擦破了，渗出极少量的一点血。如果再继续进行的话，可能会发生难以预计的事情。但我一点儿都没挣扎，抱着引颈就戮的心情，心里充满了安宁。
没过多久，她却停止下来，毫无征兆地跪在我面前哭泣。她好像想起了以前的事——半死症患者有时会产生无意识复发记忆，让她想起神志失常时那些本该被忘掉的场面。她在刚刚复生的时候咬过一个女生，她把我当成那个人了。
我焦急地想止住她那惊惶的哭泣和颤抖，于是做了大胆的事情。
那是我们第一次亲吻。
不那么温柔，还夹带着刚才的痛楚。那份痛楚和心头的情意混合在一起，成为一种更剧烈的物质，在我的胸膛内鼓动，我开始感到眩晕。好像有人在钟楼上敲响巨钟，又有人在跟着颂唱赞美诗，就像响彻宏伟的厅堂一样，响彻了我身体里所有空旷的地方。在这样高亢而伟大的乐曲里，谁会不愿意代替耶稣受难呢？就算是把自己的肋骨钉在十字架上。
我还没有从眩晕之中清醒过来，以为自己是在梦里。
五
因为她的缘故，我对研究格外卖力起来。一想到或许因为我的努力，就可以改变她的处境，我就充满了劲头。
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像是得了天时地利，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年底就有了推进——半死症患者所丧失的部分知觉有希望恢复了。新上任的官员曾经得益于慈善组织的支持，对这些项目的资金非常慷慨，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大笔奖金。
她对我说：“你瞧，你是金子，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
“即使是做不热爱的工作。”她补充道。
“不，这是我今后一生最热爱的事情。”
我回答得很坚定，甚至带着一股壮烈。她听出了我话里的意味，立即明白了我是在说什么。她用一种无比温柔的姿势，把我的脑袋揽在怀里。
“那之前最热爱的事呢？”她问道。
我向她提起飞机的事情。在我告诉她，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空乘的时候，不出所料，她拍着手，忍俊不禁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亲昵地对我说：“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一定争取多坐几次你的飞机。”
我也做出配合，献殷勤似地，把热茶端到她的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女士，您的茶。”
那个时刻我走了神，我想的是，世上的事环环相扣，到处都是蝴蝶效应，那么假如我进了航空学校而不是从事科研，是不是也有可能她没有死去，也没有复生成为半死人？
或许在某个世界，她躲过了种种苦难，一直活得好好的，像所有正当大好青春的姑娘一样美丽又热烈，然后在一趟寻常无奇的航班上与我相遇。她可能是要和朋友去度假，意气风发，精神抖擞。我把餐饭和饮料递到她的面前，只瞧了她一眼就被击中，心砰砰跳，不动声色地叫她“女士”，在收回餐具时，把一张被汗濡湿了的小纸条塞到她的手心里。
而她也会抬头看向我，用一双极其明亮的眼睛。只需要一眼，就使一个人黯淡的心里骤然辉煌。
在反复验证了最新成果的安全性以后，我把第一批成品用在了她身上。那是种粘稠的、类似于护肤霜的东西，涂抹到全身，用来使皮肤的神经末梢恢复功能。虽然维持的时间还很短，但总算有了成效。
刚开始，她忽然多了些拘谨，抱怨道：“这和先前完全不一样，我有些不敢碰你了。”她伸出一只手指，小心翼翼地靠近我的脸颊，随后惊呼一声，像触电似地弹开了：“原来你的身体这么烫。”
我慢慢地捉住她的手，包在我的手掌里，不让她挣脱。等她适应之后，我抱住她冰凉的身体，尽量紧密地和她贴在一起，让她感受到我身上的温度。她渐渐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迷恋的情绪，像触碰什么珍贵的艺术品一样，挨着抚摸过我的手臂、脖子和脸庞。
我从来没这样为自己有一副健康、生机勃勃的身体而感到庆幸。
“以后也会有恢复肤色的药物吗？”她埋在我的肩膀上，闷声闷气地说，“我每天抹遮瑕摩丝的时候，都像是在刷油漆一样。”我知道她是在用幽默的语气自嘲，但是我无法笑出来。她不能流泪，但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她有多悲伤。
我们拥抱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她轻轻地问：“够了吧？”
我没有出声，但是在心里反复地说：
“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”
六
那时候我沉醉在与她心意相通的巨大幸福中，竟对世界的变故没提起任何防备。我没想到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。我们这帮人的工作好像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推翻。
那是在第二年开春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些什么。天就要变了。好几个地方都同时出现了半死症患者发病伤人的事件。我知道概率有多低，这样的巧合又有多蹊跷，多半是长期抵制半死症的激进派故意策划出来的。但受到惊骇的人们不会这样想。
在有心人的煽动之后，运动一下子如火如荼起来。
上面的法案和政策一条一条地被修改，保护半死症患者的慈善组织被砸烂。听说在首都的街道上成天都挤满了抗议的人群，他们举着牌子要政府立马处理掉所有的半死人。在报纸的头版上也开始出现“把怪物扔进海里！”之类的标语。我把那些报纸统统都藏了起来，一张一张撕碎。
这场风暴也席卷到了研究所里。那些原本对她还很和蔼的人仿佛从来都不存在过。即使是最温和的那一拨人，也表现得漠不关心，甚至刻意回避，没人提出要做些对策。已经有人在打包行李，只等研究所一解散就要立马离开。
“如果这样就要放弃，那我们之前做过的工作算什么？”
在我提出这些质问时，却有人对我说：“你没听到她刚来时说的吗。连她都知道，我们没有那么在意。她说得对。”他的话几乎无异于是在表明立场：杀掉她吧，我不在乎，只要快点结束这场动乱。
只剩下露骨的残忍，连假惺惺的慈悲都不肯再施舍一点。在研究所里都是如此，我不敢想象外面会是怎样的情形。听人说，一个半死人出现在大街上，不必等警察来，就会先被群情激奋的人们撕碎。
我好像忽然看清了世界的某种真面目，一下子感到索然无味。做什么都变得徒劳无力。
很快，教授说上面已经有了风声。新的政策马上就要落实到这里。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她就要被重新关起来，等待最终的处理。
对于日益变坏的形势，她多少也知道一些。更何况，仅仅是从旁人的态度里就已能看得一清二楚了。
没人再有心思聚众闲谈，只有我们俩还坚持每天去花园里坐坐。
有天晚上突然起了好大一阵阴风，把不远处一盏路灯吹倒了，压死了几株刚开放没多久的花——包括去年夏天我偷偷看她时，为了遮掩而假装观察的那一株。我们在第二天去的时候才看到这幅惨淡的景象。我的心抽搐了一下，被沉重的气氛所吞没。我们都没有说话。明明又快要到夏天了，天气在一天天地温暖起来，人的心里却是冰凉的。
我最害怕她一动不动的时候。
她在我怀里极轻微地呼吸，薄薄的气声像是随时都要断掉。不管抱得多紧，我都感到她在渐渐消失，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逝去，而是每一天都分离成无数细小的部分，像水汽一样无声无息地在大太阳底下蒸发。
我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抽噎，不想让她发现。
七
我把研究所里所有能找到的神经替林都偷偷搜刮来，根据剂量作计算，大约只能维持到夏天结束。等到药物停止供应以后，我们就再也买不着了。
浪潮没有退去的趋势。重新关押半死症患者的命令一天天逼近。我有了自己的计划。
一个午后，我牵她走到隐秘无人的空地里，给她看那件神秘的东西：一架崭新的太阳能滑翔机。修长的机翼伸展，所有的部位都簇新、锃亮。
我花了之前那笔奖金，再加上所有的积蓄，挑了很久，终于把它买下来。我把它藏在地下车库里，盖上布，原本打算在相识一周年的时候当作惊喜送给她。
她盯着它看了很久，沉默不语。我知道如果她可以流泪的话，眼眶里一定已经盈满了泪水。终于她对我说：“我们去这片海域最漂亮的岛上生活吧。”
“只有我们俩，没有别的人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我们可以搭帐篷，用小石头打椰子，在沙滩上找贝壳和寄居蟹。追踪树林深处不知名的小动物。每一种花都比花园里的还要美。”
“还有海上的落日”她补充道。
“对，还有海上的落日。”
我们在一个午夜出发了。
多希望永远炎热下去，夏天不要结束。我们在海上飞行了很久，只想要寻找一座最漂亮的岛。在找到以前都不会停下。
